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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宏观经济释疑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本刊记者访谈录
编者按：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南宁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他就2002年人们关注的若干 宏观经济问题谈了看法和见解，现将其中主要内容整理刊登，以为人们清醒把握2002年宏观 经济走势提供“钥匙”。
刘国光简介：刘国光，1923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著名经济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 候补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多年来 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作出的预测和展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他与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厉以宁、肖灼基被称为经济学界“京城四老”。
继续坚持以内需为主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四年实施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0 年经济开始出现转机，扭转了多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在国际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 迅速减缓，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2001年中国继续实施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政 策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内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的不足。
目前看来，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最近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 件后加深景气低迷，发达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调整还需时日。国际经济波动所及于中国经 济的影响，滞后期大约是半年。在外需不太稳定的情况下，2002年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还更多 地放在扩大内需上。从长期看，由于中国具有12多亿人口，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以内 需为主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坚持以内需为主意味着一国的需求结构偏重于内需，并要有一个适当的外贸依存度。在人口 众多、内需为主的大国，外贸依存度一般不会过高。经济最发达的大国如美国，外贸依存度 为207%，日本为201%(2000年，根据联合国LINK网站资料计算)。这一年，中国外贸依存 度为44%左右，高于美国、日本等许多经济大国一倍多。不过考虑到汇率等因素，中国的贸 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的较大规模，该数值似乎也还可能有合 理的成份。但中国人口126亿，大大超过美(273亿)、日(127亿)诸国，其依赖国内 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为适应我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多、国内市场潜力特大的大国特点，实现 以内需为主的长期方针，减缓国际经济波动所给予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慎重考虑适当调 整我国需求结构中的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 以后，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必须坚持对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 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从中长期看，今后为了稳住、不致升高太快太多或者适当降低中国的 外贸依存度，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应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来实现。 扩张性财政政策何时才能淡出?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测算，国债 投资对1998、1999、2000三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和17个 百分点。2001年国债规模15千亿元，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效应，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一方面，会增 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改革的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随着时 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倾向于低收益或无收益的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减现象；政府 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国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中国 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在2001年社科院经济形势 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说过，银行存差大，谈不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最近， 财政部长项怀诚也说，这种“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基本原因一是银行 存贷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我国目前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 超过7万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万亿元，存贷差额 3万亿元多，社会资金绰绰有余。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 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入大多数为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 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一般来说，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 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引、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 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 ，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 产生积极作用。
判断是否需要、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看三条：一是看国际经济形势何时 能够好转，外需增长势头能否恢复，而这在当前看来是不确定的；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 ，有说是周期性的，有说是结构性的，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动荡，对今 后走势众说纷纭，难于肯定。二是看社会投资何时能够上去，而2001年集体与个人投资增长 91%，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182%，这也与外需不足情况下为外需配套的社会投 资受到抑制有关。三是看财政指标离警戒线的距离，国际上常用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过3 %、国债余额占GDP比率不超过60%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的这两个指标离国际常用的 警戒线都还有距离。
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扩张性财政策的淡出时间要推迟，至少2002年还要继续实施。 但在国债使用方向上有所调整，要加大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分配给地 方使用的部分，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据国家经贸委的材料，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 ，近3年共安排了2654亿元，拉动投资2810亿元，拉动银行配套贷款1721亿元，就是说，1 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10元的社会投资，6元的银行贷款。
诚然，我国能维持7-8%的增长速度也不算低了，问题在于这个速度在我国现时还难以解决就 业问题。在中国，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要靠大力发展民间中小企业，靠发展 服务行业，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而结构调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完成 。因此现阶段增长速度还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力度还应加大。在外部需求进 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显得越发重要，据此，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慢的话，积极财政 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在力度上还应有所加强。
此外，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多发挥作用。过去3年金融机构共贷款7000亿元配 套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项目的实施。目前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的补位作用有待加强 ，近期货币供应量减速，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因素，进一步加快货币供应量的 增长显得十分必要。
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淡出，不仅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还要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状况。如果不 及早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当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时，有可 能货币政策仍然发挥不了作用，陷入日本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为此，需要积极稳妥地推 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现在实施的多为需求方面的政策，今后是否会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出台新的政策?
前几年实施的政策，是以扩张性财政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我国经济学界最近有人士提出 ，还应当采取供给方面的政策，主张今后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把需求方面的政策与供给 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强调供给方面的政策，最先是英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 的好坏，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 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方面是否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 运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力和投 资的积极性。
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降低税负、企业改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 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降低税负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包含的内容。这几年我国财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 与收入政策不太协调、政策效应被削弱的问题。政府一方面扩张国债投资与支出，另一方面 又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税收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近年来税收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 长速度。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 应该指出，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增辟税种，没有增加税率，税收的增长基本上是打击走私、加 强征管的结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为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本，适当减免税收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考虑到普遍税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实施结构性的 减税。如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进一步减免农民税费负担，探索增值税由生产型 向消费型转变，调节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等。有人建议，降 低国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由增加发行国债来弥补，即对积极财政政策适当转型，国 债资金运作，由目前的直接投资逐步转变为以国债来支持减税和税制改革，从而刺激投资和 消费的增长。减税措施导致的投资消费增长的效应，等同于国债支出的扩张效应，但更直接 启动社会民间需求，为国债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国有企业改制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问题，其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 而喻的。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经济不太景气时期往往是企业重组的频发时期，我们 亦应抓住时机推进战略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有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 制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民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因素。民营中小型企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应进一步推广，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 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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