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WTO大门后如何转型?
孙弢

    经济特区走到特殊历史关头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15年的期盼终成现实。但人们在兴奋欢呼之余,也有担忧浮上心头。面对WTO,面对全国关于“平等”、“国民待遇”的呼声,经济特区也渐渐感到了自身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从最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经济特区策略,直到面临新挑战的今天,中国搞经济特区有着强烈的“试错”特性:如果完全搞错了,就关掉,大不了不搞;如果只是部分错误,可以把问题局限在特区这一块试验田里;但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继续摸索和推进。靠着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中所发生的一切,给了中国市场以强大的震动。
  现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代。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最近,安邦咨询公司的贺军撰文指出,经济特区虽然在中国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创造,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却是与WTO的精神相违背的。他认为,在WTO的诸多规则之中,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普遍的国民待遇,即所有给予国内企业的各种政策待遇,同样要给予外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还继续围出一块地,继续搞特殊政策下的经济特区,显然是有违普遍国民待遇原则的。
  他认为,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而在外资眼中,在市场眼中,中国的经济特区已经从促进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变成了阻碍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障碍,变成了中国维持局部利益的又一种特权。
  特区“试错”为自己试出了什么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是相当曲折的。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中,一直存在反对和阻力。
  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是不是要搞市场经济”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如何才能搞好市场经济”的阶段。人们早已不再为特区姓资姓社的问题进行争执,也不再为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而讨论。
  对具有“历史功绩”而现今地位受到质疑和重新考量的经济特区来说,考察它们自身在试错阶段到底为自己了什么,可能对考虑他们的未来有相当的意义。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不是像对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回答那么有力量。有媒体曾经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除了在大陆探索出了一种市场经济的新形式外,个别特区的发展在整体上并不成功!
  这样的评价至少使我们的经济特区从一种“集体满意”之中,回归到对自身的关注。这也许对他们自身来将更有价值。
  中国的5个经济特区都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地区。5个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522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658亿美元。
  但有关人士曾作了这样的盘点。中国大陆一共设立了五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从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结果来看,五大经济特区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其他经济特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很多问题。珠海可以说完成了基本建设,但由于基础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至今珠海市政府还欠下一屁股债;耗资巨大的珠海机场,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盲目上项目、大而不当的典型。厦门由于历史和特殊地缘的原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培养”出了全国闻名的远华走私巨案。有媒体认为,厦门因为这个案子元气大伤,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有可能恢复发展的锐气。汕头的处境与厦门相似。经济特区的建立并没有使得汕头像深圳那样出现大的建设高潮,反而鼓励了在特区旗号的庇护下,大搞走私等旁门左道的发展。最近爆出的近千亿洗黑钱大案,更使得汕头成了经济特区中令人扼腕的一个。
  至于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同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缓慢,留在人们印象中的,似乎只有轰动全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给了特殊政策却一直开而不发、直至荒芜的洋浦开发区了。
  由此,得出这样的判断可能不算偏激: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一次“试错”尝试,它的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即便是相对成功的深圳也面临很多问题:据有关统计,到去年底,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部分外资的撤出,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深圳市竞争力开始减弱。
  特区未来前途如何选择
  实际上,“特区的生死”问题,早在90年代中期就有过一场争论,主要问题和目前差不多:一是国内压力;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原则--国民待遇。今天的现实更加无情地证明,特区再也无法靠特殊性来求得发展。它们该如何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呢?
  有专家指出,关键是在“入世”后,它们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在全国都已逐渐开放,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特区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应该老老实实地把经济特区的发展,归结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而区域经济发展靠什么?最终靠的是区域的竞争力。在新的形势下,构成地区竞争力的要素,不再是过去单纯的政策优惠或政策倾斜,而是与其它地区一样的人才、市场环境、产业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政府素质、行政效率等等。说白了,今后特区要学会在真正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市场竞争。这对过去的特区政府来说,尤其是一个考验。如何分析当地的竞争优势,如何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政府应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做些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按市场的方式来回答。
  但不管怎样,经济特区经过20多年的先行发展,毕竟还是拥有很多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的。中国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副教授胡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事研究员仲继银认为,我国加入WTO以后,特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市场经济先行优势。特区的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与WTO要求的差距不大,与内地相比,这方面具有优势。特区已经率先进行了机构改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换,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2)地缘优势在加入WTO后也更加凸显。中国“入世”后,厦门与台湾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深圳通过香港、珠海通过澳门,可以获得内地难以得到的信息、资金、人才,可以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特区在国际联系便利条件方面有内地无法比拟的优势。(3)充当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履行义务的试验地;(4)中国加入WTO将促进特区旅游业的发展。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同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大大增加,频繁的经贸商务活动将为特区的旅游业提供极好的发展商机。
  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把特区的处境归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比上不足,所以特区有进一步挖掘潜力的可能;因为比下有余,所以特区依然有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看到特区面临的挑战时,也不能忘记特区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并不是说WTO一来,就土崩瓦解的。”他总结说,第一是基础优势。包括体制、观念、人才、技术、经济结构。这些优势的吸引力非常之大,所以特区的人回到内地觉得不适应,而内地的人,特别是一没钱、二没权的年轻人,又纷纷想去特区发展。第二,特区本来吸引的外商就多,今后可以继续利用这种马太效应。因为特区相对于内地的先进性,国外投资者对特区往往比较青睐,觉得做事情、谈生意都比较容易沟通,障碍也不会那么多,况且,特区又有内地无法企及的港运交通优势。
  范恒山强调:必须看到,特区含义的变化、新特区的兴起、旧特区的消亡、都是平常之事,合乎情理,也合于逻辑关于经济特区是否存在的争论,最大的意义在于让特区人自己重新审视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对经济特区的未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抱有乐观而审慎态度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泊溪认为,为进一步发挥特区型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特区今后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已宣布参与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选择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特区型地区应起带动作用。第二,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特区型地区尽管是我国新体制成长最快的地区,但仍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由于这些地区已有了改革开放的较好基础,应在全国率先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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